企业品牌艺术与企业品牌艺术的关系
企业品牌艺术设计是时代的产物,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它所奉行的“功能决定形式”、“少即多”(less is more)的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对时代的贡献可谓是功不可没。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文化水平、审美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以及对高技术高情感的崇拜,使人们对那些理性的、冷漠的设计失去了兴趣。无论是战前企业品牌艺术或是战后的国际主义,作用一种一脉相承的设计风格,被认为是取消美感。破坏人类完美的生态环境的帮凶。它利用简单的机械方式把原来与传统自然融为一体的都市环境变成为玻璃幕墙和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恶化了人类生活环境,破坏了传统的美学原则。正如鲁迅先生在概括文化更新换代时期的最大人生悲剧感时曾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人醒来之后无路可走”。企业品牌艺术作为除旧布新的文化思潮,恰恰把一代人从睡梦中唤醒,却又无力为他们指出切实的现实的出路。人们对企业品牌艺术失望之余,一个以企业品牌艺术为攻击目标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了。
后企业品牌艺术是企业品牌艺术、国际主义设计的一种装饰性的发展。其中心是反对米斯?凡?德罗的“少则多”(less is more)减少主义风格,主张以装饰手法达到视觉上的丰富。提倡满足心理需求,而不是仅仅以单调的功能主义为中心。设计上的后企业品牌艺术大量采用各种历史装饰,加以折中处理,以打破国际主义风格多年来的垄断。20世纪60年代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y)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被视为后企业品牌艺术的最早宣言(图3)。在书中他首先肯定了企业品牌艺术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的伟大贡献,同时,他又指出企业品牌艺术已经完成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过时的企业品牌艺术将成为设计的思想桎梏。一切都变成平庸无奇,千篇一律的空白设计。而风格混乱、含义模糊的文脉主义、隐喻主义和装饰主义将引导后企业品牌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图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端于建筑界的后企业品牌艺术设计思潮于七十年代突出体现出来,七十年代中期建成的西班牙建筑家安东尼?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图5)和“米拉”公寓(新艺术运动风格)一个是用彩色瓷片帖面的一对玉米棒子,一个是有波浪外形的四层公寓,其中看不出一点理性和逻辑,以及七十年代建成于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有机功能主义)的扇蚌式建筑,这种含混的、杂乱的、毫无章法的设计语言,随心所欲的设计风格颇受人们的非议。八十年代建于纽约的美国电报电话总部大厦(图5),则成为后企业品牌艺术建筑中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
建筑领域的后企业品牌艺术带动了其它领域的后企业品牌艺术设计运动。在众多的后企业品牌艺术设计思潮中,高技派和孟菲斯、解构主义及新企业品牌艺术都成为挑战企业品牌艺术设计的演绎内容。高技派风格实际上是功能主义的某种延续,但又不满足过于对功能依赖和对精神的普遍冷漠,在设计中炫耀崇尚“机械美”强调工艺技术与时代感。(如法国蓬皮杜国家文化与艺术中心)设计作为一种文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无论其结构、造型,还是色彩,装饰风格都会深深地打下时代的烙印。与之同时,从设计中也可以理解一个时代和当时人们的愿望、理想、梦幻及其文明程度。后企业品牌艺术设计表明了人们对企业品牌艺术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怀疑。世纪末普遍的怀旧情绪,以及新的人文背景下产生的复杂情感,代替了纯粹的功能性的审美要求。所有对现代的进步、信仰、理智和人类意识能力都已失落;人们对于类似绝对真理的信仰表示了质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渺茫、暗淡,而徘徊、彷徨。不禁会问:“我从那里来,我是谁,我又将到何处去”。人们渴求对人性的更大自由和彻底解放,而后企业品牌艺术的产生使这种对自由的渴望降临人间,人们可以根据个性和爱好去选择属于自己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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